“有问题找律师，签合同找公证。”《浙江法制报》7月17日的报道说，如今，在慈溪农村，农民遇到纠纷、签订协议，乃至行政复议之前，都会找律师来“把脉”；村里但凡搞工程招标、土地承包流转、闲置房屋租赁等，也都要先请法律顾问来“把关”。同时，村民们还热衷于公证——“当牵涉到土地、房产、借钱甚至是农业设施建设等个人、家庭、集体重大事项时”，都会进城请“公证”。村民们“普遍认为，‘法律消费’花钱不多，但解决矛盾纠纷又有效又省力，事情解决后还不太会产生‘后遗症’”。
　　好一个“法律消费”！它给予我们的惊喜，不亚于农民收入的增长，因为它印证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，预示了农村社会已逐渐离开熟人社会而奔向法治社会。
　　这显然是观念的进步。
　　然而以前，许多人可不是这样想的。那时候，他们相信的是“脚力（势力）”，信奉的是“武力”；而且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依靠宗族的力量或士绅的威望。总之，要么寄希望于“武治”，要么寄希望于“人治”，独独缺少的是“法治”。
　　为什么现在“法律消费”会在农村成为时尚？我认为，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苗头。我们知道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即便是在农村，所有人也都是生活在“单位”或“组织”之中，不要说公事有公家“料理”，就是相当多的私人事务，也由不得自己做主，所依靠的往往是行政手段。因此，在那个时候，法律不太有“用武之地”，“法律服务”自然也没有“市场需求”。
　　然而，一旦以法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这种体制就自然会促使人们必须寻找新的秩序原则。人们发现，法律或者说法治，比起原来行政的或熟人的协调更“有效”、更“省力”。由此可见，这其实是一个社会“进化”的过程——越来越趋向法治、趋向文明的“进化”过程。
　　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必须适应这种需求，就是说，我们的政府要能够提供“价廉物美”的“法律服务”。如果“法律消费”变成一种人们特别是农民承受不起的“高消费”，那么，很有可能人们还是要回到传统，唤回“武治”和“人治”。比如，现在出现的“医闹”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“讨债公司”，就是“消费”不起“法律”而出现的不和谐音符。
　　我们期望“法律消费”能够成为人们最日常的一种消费，则社会幸甚，文明幸甚。